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如何成为领跑者？现阶段，中国应采取“软硬兼施”的“混合版”模式，即通过CPS，实现信息的软与物理的硬之间融合。一方面，努力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型，关注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制造业领域的运用；另一方面，中国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有制造业赖以生存的广阔市场，在制造业中间环节，中国选择德国的标准更适合。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与突破。后危机时代，推动科技领域革命性突破，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重振经济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这场世界级的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们需要全面正确认识，才能避免中国的发展偏离世界运行轨迹。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

   关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学界有不同解读。有的从低碳经济视角，认为谁能牢牢把握能源变革这个根本，谁就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有的则从信息技术与生产服务领域的深度融合角度，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变革和发展制造业，把新能源只看成是其中的一个领域。

   历次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与制造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聚合。一个完整的“工业革命”，在范围上应该包括制造业革命和能源革命，而技术革命贯穿于始终。在过程上工业革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往往发端于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制造业革命（技术在产业部门运用与扩散）→能源革命（生产获得新的动力）。在时间上，一次完整的工业革命包括两个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约100年左右）。

   新一轮工业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工业革命从1.0到2.0再到3.0，复杂性不断地上升，成本越来越高，成本越高，生产过程也就越难控制。如何解决“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造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工业化的矛盾要求人类用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来解决生产力发展中的矛盾。因此，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工业4.0》中指出，工业4.0实质是为了“控制工业的复杂性”，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收益—成本”之间的矛盾。如何把复杂变成简单？工业化和传统产业做不到，而互联网则能够非常容易地控制复杂性，越复杂成本越低。因此，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从传统产业到互联网经济的转变，其本质就是从复杂性越大成本越高，向着复杂性越大成本越低的转变。这便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也是历次制造业革命的普遍规律。

   新一轮工业革命不同的实现路径

   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的优势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工业革命道路。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2.0（AMP2.0）；德国提出工业4.0，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实现路径。

   美国路径——“互联网＋传统制造”，侧重于从软件出发打通硬件。技术创新能力强是美国的优势，其改进方向是以互联网激活传统制造，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占据制造业上游。

   主要特点是：在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企业关系上，强调互联网企业主动与传统制造企业合作。如Facebook以研发为先导，进军终端领域；亚马逊做云服务供应商，为传统制造企业提供一揽子互联网解决方案。

   强调商业模式创新。美国更强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管理理念的创新，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的新形态，颠覆性创新多、不可规划，可形象比喻为化学反应。

   普惠开放。美国版通用性强，云和大数据公有，硅谷有大数据服务公司，降低了传统企业接入互联网的门槛，投入成本较低，不受企业规模的影响，中小微企业也能成为客户。

   在机器与人的关系上，究竟是人决定技术还是技术决定人？美国认为机器替代人是解决高人力成本的重要手段，较少考虑机器对就业的影响。

   德国路径——“传统制造＋互联网”，侧重于从硬件打通到软件。德国的优势在制造业中间环节，其改进方向是，用“信息物理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 ems，简称CPS）”使生产设备获得智能，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以控制工业的复杂性，降低成本。

   其特点是：在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企业关系上，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德国很关注生产过程智能化和虚拟化的深刻改变，并建立完善的工业生态圈。如西门子“数字工厂”通过端到端的数字化，实现了“机器控制机器的生产”，生产设备和电脑可以自主处理75%的工序，工厂产品合格率达到了99.9985%。

   进入门槛高。由于突出技术优势，而核心技术又往往掌握在大企业手中，创新周期长，需要持续投资，成本高。能够实现的，往往只有那些具有雄厚传统工业制造背景的大型企业。

   封闭体系。由于突出核心企业主导作用，工厂内的制造场景在方案中居于中心位置，云和大数据是少数企业内部沟通的私有产物，最大用户是企业自己，如GE炫工厂2015年落地在自家的Pune。因此，德国制造出现了很多“信息孤岛”。

   在人与机器关系上，强调人机充分融合。德国与美国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始终把人放在制造业升级的核心位置，2016年底德国发布《劳动4.0白皮书》，德国政府在此框架下充分考虑工业4.0对就业的影响。

   中国战略：扬长补短，“软硬兼施”

   历次工业革命都为后进国家赶超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乔·瑞恩、西摩·梅尔曼明确指出，制造业缺乏的国家很容易被制造业强势的国家控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如何成为领跑者？现阶段，中国强在互联网支撑服务业，短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何扬长补短？中国应采取“软硬兼施”的“混合版”模式，即通过CPS，实现信息的软与物理的硬之间融合。一方面，向美国学习，努力从消费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型，关注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制造业领域的运用；另一方面，中国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有制造业赖以生存的广阔市场，在制造业中间环节，中国选择德国的标准更适合。从国家战略上，现阶段中国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五个关键问题。

  （一）从制造方式最基础层面上进行变革。在这场革命中，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都注重从制造方式最基础层面上进行变革，从而实现整个工业发展的质的飞跃。并不拘泥于工业产值数据这个层面上“量的变化”，而更加关注工业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中国制造2025》强调的是在现有的工业制造水平和技术上，通过“互联网+”这种工具的应用，实现结构的变化和产量的增加。这种区别就好比中国是在工业现阶段水平和思维模式上寻求阶段内的改进和发展，美国和德国则是寻求从工业3.0阶段跨越到工业4.0阶段，实现“质的变化”。

  （二）加强对革命性技术的研发。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不约而同都把CPS作为革命性技术。如美国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把CPS系统作为网络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一优先发展方向。德国把CPS列为工业4.0的核心技术，欧盟的第七框架计划在2008年—2017年投入27亿欧元开展嵌入式计算与CPS系统相关技术的研发。我国于2012年启动了《面向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统平台》主题项目，列入国家863计划。这种CPS系统小如心脏起搏器、大如国家电网，其意义在于实现了物理世界与信息世界的整合与统一，将让整个世界互联起来。如果说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CPS将会改变人与物理世界的互动关系。

  （三）建立统一数据中心，对公共数据实行开放。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海量的数据状态和相应的数据处理技术，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在科学数据方面，欧美国家建立了汇交、共享的开放平台和机制，同时还有科学数据的共享法律。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大大降低运营成本。但目前，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太封闭，从源头上有碍于创新。我们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开放公共数据。现阶段，可以采取“阶段性逐步开放”策略，根据数据需求度、涉密度等多个因素，将数据划分为立即开放、短期内开放、计划开放、暂时无法开放四个类别。

  （四）用标准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主导这个世界未来的工业标准之争。中国要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及时制定量化深度融合标准化路线图。着力实现标准的国际化，使得中国制定的标准得到国际上的广泛采用，以夺取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时，要突出标准的高技术性、协调性、动态性、开放性。

  （五）建立“基础研究→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中国基础研究产业化率很低，仅是发达国家的1/4；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这是中国在创新方面的短板。可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和美国《拜杜法案》的做法。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公益性、非盈利的科研机构。主要为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有偿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该协会年平均可为3千多家企业完成1万多项科研开发项目。1980年美国的《拜杜法案》专利制度，作为一种“为天才添加利益之火与油”的制度，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授予发明者一定的垄断权换取技术的公开，从而促使创新。目前，美国通过“制造创新网络计划”，要建立15个全国性的制造业领域的产学研联合网络。中国也应该组建一个由高校、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研发合作的平台，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工作，促进创新技术更“接地气”地与传统产业相结合。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